安徽师范大学：《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解读李叔同“先器识而后文艺”思想》

作者简介

      叶长春，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在《人民音乐》、《歌唱艺术》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荣获安徽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安徽省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二等奖、第七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演唱美声组比赛安徽赛区选拔评比三等奖等诸多奖项；主持安徽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安徽省高中音乐特长生的教育现状及教育模式之探究》，安徽师范大学青年基金课题《“巴洛克”时期的声乐艺术及其对当今声乐教学的意义和价值》等多项省级课题。

摘要：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做了系列而完整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艺工作提供方向标杆和实践准则，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完整的重要论述，对于准确分析前代文艺教育思想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李叔同是我国近代文艺的先驱者，他所提出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教育思想，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深远的意义。以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理论基点，详析、具体指导当今文艺工作如何“先器识而后文艺”，如何正确培养文艺工作者的“器识观”，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

关键字：习近平；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李叔同；“器识观”

一、回顾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文艺工作的目标和前行方向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这些重要论述将文艺工作、文化建设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位置，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与时俱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一位伟大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为一目了然，现将习近平重要论述排列如下图：

在以上的报告、讲话和书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文艺工作中的发展方向及根本性战略问题指明了前进方向，对文艺创作的导向、文艺风尚的引领、文艺批评的激励、文艺工作的领导等关键性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要在不断摸索和实践道路中，找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原则、符合中国当代国情和文化传统、书写人民情怀的文艺发展道路。这些重要论述是当代文艺工作的教科书，它深刻总结了当下正在踏进文艺工作新时代、新征程的道路上，文艺工作者要在树立宏大的历史观、时代观的同时为民族复兴的伟业贡献力量。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可以从时代广度、本质深度、创作高度、立场态度的四点上概括其理论精髓及其现实意义。

时代广度。在现阶段各行业领域均高速发展的新时代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认识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坚持文艺与时代共同进步、共同成长。要求文艺工作者励精图治，奋力彰显文艺在当前时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从功能上来说，文艺能够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精神力量。当今文艺工作正处于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阶段，如何反映时代踔厉奋发的精神风貌，引领时代朝气蓬勃的社会风气，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是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的精神引领作用不可替代，鼓励文艺工作者在时代伟业的奉献中施展才华。

本质深度。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文艺工作在坚定人民立场，以满足人民的精神层面需求为工作重心，以促进人的全面提高发展为工作的落脚点。文艺作品选材应该来自于人民，并惠之于人民。紧扣人民性的选材，关注民生、传递人民诉求，能够代表广大人民切身利益和关注点的文艺作品，更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与青睐，从而能够将作品中优秀的人生哲理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传递给人民，给人民带来精神文化的享受。艺术为人民服务。

创作高度。从文艺创作的高度上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的文艺作品应该秉要执本、启迪大众、陶冶人生、净化灵魂。优秀的文艺作品荡涤社会萎靡之风，传播人间真善美。真正的文艺工作者坚持正信创新的创作方向，用优秀的作品培根铸魂，用跟得上时代步伐的力作开疆拓土，在坚定走中国道路的目标中创作彰显民族精神、民族力量的宏篇，把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旨灵活生动地刻画在文艺作品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要求，希望大家坚守艺术理想，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弘扬正道，养德修艺不分家，追求艺德双馨。

立场态度。文艺工作的立场战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艺工作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创作，因而加强和改进党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领导是保证文艺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和根本要素。加强党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注意尊重自然法则和历史规律，首先要充分尊重、依靠有“器识”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尊重他们的创作思维和创作灵感，在教育引领的前提下更多地关心和支持那些奋斗在一线的基层文艺工作者。其次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相信“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保证文艺创作及传播的良好环境。党领导下的政治立场和文艺创作自由的关系是深刻影响文艺工作发展的重要方面，文艺单位的领导既要讲政治又要懂业务，政治过硬、德才兼备。同时，清心自守、正道直行的文艺评论家以及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文艺评价体系，也能为文艺工作的良好开展保驾护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完整的重要论述，不仅为新时代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对于准确分析前代文艺思想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李叔同先生“器识观”的提出

中国近代文艺的先驱者李叔同（弘一大师），是我国近现代学堂乐歌杰出的引导者和实践者。李叔同是最早出国学习西方绘画、音乐、话剧艺术，并将这些引入、传播到国内的艺术教育者。作为音乐家，他独具文化内涵的艺术情操，在艺术、教学中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给他的嫡传弟子及再传弟子们留下了无穷的精神财富。他与同时代的大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以及中国近现代文艺、美育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8年秋，弘一大师致许晦庐书信中说：“晦庐居士文席：惠书诵悉。诸荷护念……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这是弘一法师剃度二十余年后写给福建金石美术家许晦庐先生的书信中再次提到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文艺观。实际上，大师在未出家前曾多次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观点：1898年，18岁的李叔同参加天津县学应考，他在课业考卷的第二篇《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一文的最后一段中写道：“盖以士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则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轻。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风俗由之表率。务令以孝悌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由此可以看出李叔同“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观点在其弱冠前即已形成，他把其中“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以及一些有关做人与艺术的准则讲解给其著名的弟子丰子恺及其他弟子听，要求他们学习的首要之处是注重个人人格修养的成长，其次才是重视自身文艺技术的提升。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如若没有“器识”观的意识作为日常行为的基础，那么无论他的艺术、技术有多么精通熟练，都是不足为道的。李叔同先生“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观以其个人的言行直接传授给学生，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嫡系弟子和再传弟子，同时也影响到了中国近现代以来艺术、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

“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句话是李叔同器识观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本意是文艺应该由“先器识”的人传承下来，而不能只靠文艺去培养、造就人才。李叔同先生本人一向注重个人的“修身”，通过“修身”来达到人格完善。在“修艺”上，凡事认真是他一直以来身体力行的格言。他内求个体品性的培养同时外求修艺技术的精湛。虽内求重于外求，然由于内求“器识”的丰盈亦能将外求诸事圆满。在李叔同具体的音乐教学活动中，他虽然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音乐专业技能，但这却不是他培养学生的终极目标。他对学生的教育均是以学生的“人格教育为起点，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以最终成人成才为目标。”从李叔同先生的器识观中可以看出，他希望通过音乐知识的传授和音乐技能的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使受教于他的莘莘学子成为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教育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将中国传统人格教育理论同近代中国美育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应用，对我国当今的文艺教育改革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三、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导对“器识观”的解读

《晋书·张华传》云：“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这里的“器”表示一个人所具备的度量和见识。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编著的《说文》中显示：“識，知也”。表示知识、知道之意。清代刘开的《问说》中亦云“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这里的“识”除却知识的含义之外亦有“见识”“才识”等意蕴。文艺工作者的“器识”主要体现在艺术家的艺术修养、技术学识、道德胸襟、眼界格局等优秀品质中。艺术家进行创作，需当豁目开襟，兼容并包，并能够深入人民生活，努力掌握不同门类的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才学和精神境界、丰满自己的“器识”，其创作的作品才有可能震撼人心、长盛不衰，这样的艺术家方可算作真正地掌握、驾驭了“文艺”。简而言之，只有在‘器识’上下功夫，才能在‘文艺’上有所成就。当代艺术工作者深入理解、践行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的“器识观”，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导中以四个方面来进行详细解读。

1.文艺工作要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决心

李叔同在《音乐小杂志》的序言中论述了“文艺”对“器识”的影响。他指出“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意思是指音乐、艺术的学习可以发人深思，提升个体人格道德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同时还能净以养德，实则是起到了美育之力。在这里李叔同先生不仅强调了音乐对于人们思想道德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突出了音乐自身的审美价值。可以说，李叔同对于“器识”与“文艺”二者的辩证关系是明确、清晰的。他认为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他承认“器识”是人格的中心，同时认为“文艺”具有社会功效，文艺对人性的发展、构建和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意义。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意思是远方的来客不归服国家的统治，无需动武，发扬文治教化来使其归服，更多地强调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真正做到以德服人、以文化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提出文艺的号召力和引领作用，强调了文艺在新时代、新征程道路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因而文艺工作需定修文德、重器识之决心，文艺工作者也应充分感知在民族复兴的重要契机下，需要强健的精神力量支持，而文艺正吹奏着时代精神力量的号角。文艺工作者更要奋力提升自身艺术修养、丰盈个人的“器识”，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最好的艺术精品奉献给人民。

2.文艺创作要存爱国、为民之情怀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位卑未敢忘忧国”“有益国家之事虽死弗避”……家国情怀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人从古自今所崇尚颂扬的，士大夫总是肩负起拯救社会无序化的重任，激发起社会“忧道忧民”的悲悯之情。爱国主义同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主题。文艺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历史上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反映：李叔同深受儒学和同时代志士仁人的影响，很早就显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早在青年时期，就在他的时文策论中以《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自存》为题，对当时政治腐败进行抨击，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要求变革的爱国热情。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又满怀激越之情填写了一曲《满江红·国民肇造有感》，同时还创作了学堂乐歌《大中华》、《我的国》等，热情地赞颂了祖国的悠久历史、大好河山。

当代的文艺创作应当学习前辈创作之风骨，文艺工作者需在“器识”中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用优秀的文艺作品“载道”，影响世人。“器”是度量胸怀、才能品行，是升华自我、超越自我的客观存在。丰实“器”的本源是人民、是国家、是情怀、是道德、是正信。文艺创作坚守住人民的立场、爱国的底色，在书画人民之“器”中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用文艺歌颂人民。“识”是胆识、是知识、是辨认理解，是知道识别，在开展文艺创作工作中既已获得了人民是文艺创作的立足点，根本价值和归宿的“识”，就一定能够创作出仁智之器、东方之器、大国之器、浩然之器的优秀作品。

3.文艺作品要承中华传统之文化

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从汉初开始，新儒学融合百家之说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新儒学笃守传统文化之核心，发挥仁义之说，因时制宜、集长去短，故能压倒百家，独尊千载，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思想、理念与内涵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中国近现代学堂乐歌的拓荒者李叔同所创作的大量意义深远、回味悠长的歌曲，虽受中国传统诗词影响颇深，却又能在近代社会制度革新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外来西洋文化的巨大冲击，中西文化的碰撞，引起了激烈的社会文化裂变之中，寻找到“质直如话而又神味隽永”的艺术效果。这是李叔同长期浸染于古代美育学习的结果，亦是他高尚的人格魅力、鲜明的个性以及博大的“器识观”的完美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同样强调我们新时代的文艺作品要想拥有独特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就要在荟萃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传统文化中挖掘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财宝，将其视为文艺创新的聚宝盆、文艺创作的方向盘。

中华民族拥有古老的文明、悠久的文化、多彩的文艺。“大同梦”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价值体认的理想和追求，百万年的历史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发源、几千年的文化传承，映照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底色。“凡建立功业，以立品为始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等，是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品质价值体系；“礼、义、廉、耻”，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们约束自身行为道德的四个维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兼听者明、偏信则暗”“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价值体现，如此等等，正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包含了如此厚重广袤的“器识”意义，当今文艺作品既要展现时代之器的风姿，更要赓续中华传统文化之基因，映现传统文化之内涵，展现丰富多彩的中国旋律、中国形象。文艺作品要将深邃广博的“器”之视野、“器之”胸怀去实现自信之“识”、自强之“识”，将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器识”之作传播到世界各地，将体现中国价值观念的“器识”之作贡献给全人类。

4.文艺工作者要做德艺双馨之艺术家

“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意思就是首先注重人格修养的培养，其次才是文艺才学、文艺学习。李叔同先生的这一理论命题和孔子所提倡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主张相近，都强调在艺术传播中人的主动性。这句话简而言之，即为艺术的传播与推广通过优秀的艺术家来完成，而不能用单纯的艺术去培养艺术家。培养艺术家的教育途径、方法应该是多重的，所谓“器识”的涵盖面很广，包含道德、品行、胸襟、眼界、审美、技艺等诸多块面。如此对于传播艺术的艺术家要求也是极高的，由什么样品质的艺术家对艺术进行传播与推广就显得十分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指明了德艺双馨、德才兼备的艺术家是繁荣文艺、传播文艺的主体。“文艺以人传”的“人”即为那些“立德树人”的“人”，“培根铸魂”的“人”，这样的“人”的群体，除了要有精深的专业素养之外，更要有博爱智慧的人格修为，有担当有勇气的社会责任感，有清雅脱俗、安贫乐道的情操和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文艺工作者在坚守岗位、保护创作激情的同时坚持塑造自身，把做人、做事、从艺三者结合，所谓“先自治而后治人”方可之称“大器”。除了将崇德尚艺作为自己一生的功课，更要不拔之志、困知勉行，不断艺术技能的训练，丰实自身学养、涵养、修养，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真正做到德行和艺术的融合，“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文者，贯道之器也”。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奋勇前行，抱信仰之士气，存爱国为民之君子之器，紧握中华传统文化之“道器”，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器识观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艺术追求，不断丰盈自身“器识”，以艺术作品为“贯道之器”，做新时代伟业的“不器之器”！